1981年R.W.斯佩里(美國人)從事大腦半球職能分工的研究;D.H.休伯爾(美國人)、T.N.威塞爾(瑞典人)從事視覺系統的信息加工研究
1982年S.K.貝里斯德倫、B.I.薩米埃爾松(瑞典人)J.R.范恩(英國人)發現前列腺素，並從事這方面的研究
1983年B.麥克林托克(美國人)發現移動的基因
1984年N.K.傑尼(丹麥人)、G.J.F.克勒(德國人)、C.米爾斯坦(英國人)確立有免疫抑制機理的理論，研製出了單克隆抗體
1985年M.S.布朗、J.L.戈德斯坦(美國人)從事膽固醇代謝及與此有關的疾病的研究
1986年R.L.蒙塔爾西尼(義大利人)、S.科恩(美國人)發現神經生長因子以及上皮細胞生長因子
1987年利根川進(日本人)闡明與抗體生成有關的遺傳性原理
1988年J.W.布萊克(英國人)、G.B.埃利昂、G.H.希欽斯(美國人)對藥物研究原理作出重要貢獻
1989年J.M.畢曉普、H.E.瓦慕斯(美國人)發現了動物腫瘤病毒的致癌基因源出於細胞基因，即所謂原癌基因
1990年J.E.默里、E.D.托馬斯(美國人)從事對人類器官移植、細胞移植技術和研究
1991年E.內爾、B.薩克曼(德國人)發明了膜片鉗技術
1992年E.H.費希爾、E.G.克雷布斯(美國人)發現蛋白質可逆磷酸化作用
1993年P.A.夏普、R.J.羅伯茨(美國人)發現斷裂基因
1994年A.G.吉爾曼、M.羅德貝爾(美國人)發現G 蛋白及其在細胞中轉導信息的作用
1995年E.B.劉易斯、E.F.維紹斯(美國人)、C.N.福爾哈德(德國人)發現了控制早期胚胎髮育的重要遺傳機理，利用果蠅作為實驗系統，發現了同樣適用於高等增有機體(包括人)的遺傳機理
1996年P.C.多爾蒂(澳大利亞人)、R.M.青克納格爾(瑞士人)發現細胞的中介免疫保護特徵
1997年S.B.普魯西納(美國人)發現了一種全新的蛋白致病因子 —— 朊蛋白(PRION)並在其致病機理的研究方面做出了傑出貢獻
1998年 R.F.福爾荷格特、L.J.依格那羅和F.穆萊德發現一氧化一氮在心血管系統中作為信號分子
1999年 Gunter Blobel發現控制細胞運輸和定位的內在信號蛋白質
2000年阿爾維德·卡爾松(瑞典人)、保羅·格林加德(美國人)、埃里克·坎德爾(奧地利人)在“人類腦神經細胞間信號的相互傳遞”方面獲得的重要發現。
2001年 利蘭·哈特韋爾(美國人)、蒂莫西·亨特(英國人)和保羅·納斯(英國人)發現了細胞周期的關鍵分子調節機制。
2002年，英國科學家悉尼·布雷內、約翰·蘇爾斯頓和美國科學家羅伯特·霍維茨。他們為研究器官發育和程式性細胞死亡過程中的基因調節作用作出了重大貢獻。
2003年，美國科學家保羅·勞特布爾和英國科學家彼得·曼斯菲爾德。他們在核磁共振成像技術上獲得關鍵性發現，這些發現最終導致核磁共振成像儀的出現。
2004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授予美國科學家理察·阿克塞爾和琳達·巴克，以表彰兩人在氣味受體和嗅覺系統組織方式研究中作出的貢獻。
2005年，兩位合作多年的澳大利亞科學家巴里·馬歇爾與羅賓·沃倫，在發現了幽門螺桿菌及其導致胃炎、胃潰瘍與十二指腸潰瘍等疾病的機理20多年後，終於收到了一份遲來的“賀禮”，分享了2005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
2006年，美國人安德魯·法爾和克雷格·梅洛9月2日脫穎而出，成為本年度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得主。雖獎項名目既涉及生理學，也涉及醫學，但針對本年度兩位獲獎者及其成果，歐美媒體無不把今年這一獎項稱為諾貝爾醫學獎。當然，論實際效用，法爾和梅洛以針對核糖核酸(RNA)的干擾機制為研究課題，以遺傳學為切入點，卻以醫學運用最具有現實意義和潛在價值。
2007年，兩名美國人馬里奧·卡佩基、奧利弗·史密斯和一名英國人馬丁·埃文斯，獲得2007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諾貝爾獎評審委員會發布的公報說，三位科學家“在涉及胚胎幹細胞和哺乳動物DNA重組方面有著一系列突破性發現”，為“基因靶向”技術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2008年，德國科學家哈拉爾德·楚爾·豪森因發現人乳突淋瘤病毒引發子宮頸癌獲此殊榮，兩名法國科學家弗朗索瓦絲·巴爾-西諾西和呂克·蒙塔尼因發現人類免疫缺陷病毒獲此殊榮。
2009年，美國加利福尼亞舊金山大學的伊莉莎白·布萊克本(ElizabethH.Blackburn)、美國巴爾的摩約翰·霍普金斯醫 學院的卡羅爾·格雷德(CarolW.Greider)、美國哈佛醫學院的傑克·紹斯塔克(JackW.Szostak)因發現端粒和端粒酶保護染色體的機理而獲此殊榮。
2010年，英國生理學家羅伯特·愛德華茲因為在試管嬰兒方面的研究獲得2010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
2011年，美國科學家布魯斯·博伊特勒、法國科學家朱爾斯·霍夫曼和加拿大科學家拉爾夫·斯坦曼因在免疫學領域取得傑出成就而獲得2011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
2012年，日本科學家山中伸彌(Shinya Yamanaka)與英國科學家約翰•格登(John Gurdon) 因在細胞核重新編程研究領域的傑出貢獻，獲得2012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
2013年，耶魯大學細胞生物學系系主任、生物醫學教授詹姆斯·羅斯曼(James E. Rothman)，德國生物化學家托馬斯·聚德霍夫(Thomas C. Südhof)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細胞生物學家蘭迪·謝克曼(Randy W. Schekman)，因“發現細胞內的主要運輸系統——囊泡運輸的調節機制”獲得2013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
2014年，英國倫敦大學學院教授約翰·奧基夫(John O‘Keefe)，以及來自挪威的科學家梅-布里特·莫澤(May-Britt Moser)和愛德華·莫澤(Edvard I. Moser))夫婦獲得今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解決了哲學家和科學家幾個世紀之久的問題——人類大腦究竟是如何構建一個所處空間的地圖，以及在一個複雜的環境中人類大腦如何導航並尋找路徑。
2015年，中國藥學家屠呦呦，愛爾蘭科學家威廉·坎貝爾(William C. Campbell)和日本科學家大村智(Satoshi ōmura)分享2015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以表彰他們在瘧疾治療研究中取得的成就。獲獎理由是“發展了一些療法，這對一些最具毀滅性的寄生蟲疾病的治療具有革命性的作用”。
2016年，日本分子細胞生物學家大隅良典(Yoshinori Ohsumi)榮獲2016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以表彰其在研究自噬性溶酶體方面作出的貢獻。
2017年，三名美國科學家傑弗里·霍爾(Jeffrey C. Hall), 麥可·羅斯巴什(Michael Rosbash)以及麥可·楊(Michael W. Young)獲得2017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以表彰他們在發現控制晝夜節律機制的發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