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像-否定

揣著懸而未決的命運和三百多萬的債務，王燕回到了成都。

4月1日之前，她有一個令很多城市人羨慕的身份：大理的客棧老闆。她在院子裡種花，打開窗望出去便是變幻的雲彩和蒼茫的洱海，空氣潔淨、陽光燦爛，水鳥落在海面，魚兒划過湖底，她迎來送往，聽很多路上的故事。這樣世外桃源般的生活完全符合她早前對客棧老闆的想像——儘管為了維持這樣的狀態，她每年需要承受30萬元的虧損。

王燕在洱海東北岸的雙廊有18間海景客房。去年9月，雙廊開始修路，客流減少，王燕經常枯等一天都見不到一個客人。她認為暫時的困難都是對未來的投資，她確信自己最終能扭虧為盈。直到2017年3月31日這一天的來臨。

當天，《大理市人民政府關於開展洱海流域水生產保護區核心餐飲客棧服務業專項整治的通告》發布，要求4月1日起的十天內，洱海保護區核心區範圍內所有餐飲、客棧經營戶一律自行暫停營業，接受核查。

如當頭棒喝，王燕懵了。

2014年夏天，她在雙廊旅遊業最火爆的時候入局。和很多到大理開客棧的外地人一樣，想久居的原因非常簡單：這裡氣候適宜、文化豐富、旅遊業興盛、有發展空間。她當時45歲，已經開始考慮在此養老的問題。雖未涉足過民宿行業，但她相信“開一家客棧不會比經營一家服裝公司更難”。在成都，王燕是一家小型服裝公司的老闆，每年收入三四十萬，衣食無憂。

考察多家民宿之後，王燕談妥了一家占地一畝的客棧，租約18年，每年租金60萬，前9年的租金須在簽契約時一次性付清。王燕拿不出那么多錢，經朋友介紹，找到了現在的合伙人。為了支付540萬租金，合伙人賣掉了在昆明的一家小型印刷廠，王燕賣掉了原本經營的服裝公司70%的股份，拿出了自己全部的積蓄，又向親戚朋友和銀行分別借貸一百多萬，終於成了海邊客棧占股55%的股東。

2015年1月正式接手以後，王燕試圖將舊客棧推倒重建，於是花費四十多萬請西南設計院的設計師畫了圖紙。可就在開始拆舊屋的第一天，風聲就傳了過來。有人告訴她：“政府可能要整治洱海了，你這海邊的房子，拆了可能就建不起來了。”

王燕忌憚這樣的傳言，只好一邊經營舊客棧一邊等訊息。合伙人認為，在客棧設施陳舊的情況下鋪陳過多的網路宣傳，帶來的差評會對客棧之後的運營造成不良影響。王燕接受了這個看法，放棄了客棧網路預訂渠道之後，她也被迫接受了客棧不溫不火的狀況。

4月中旬，王燕回到成都，全家人的生活質量大不如前。女兒馬上大學畢業，原本準備去英國留學，現在只能暫時擱置;有親戚朋友上門討債，王燕拆東牆補西牆，終日惶惶;她很難再安穩入睡，有時半夜驚醒，感覺心臟要跳出胸腔。

“我真的非常、非常後悔去了雙廊。”王燕猶豫、嘆氣，最終否定了那段詩意生活的全部意義。

困惑-浪漫

4月28日，“五一”小長假的前一天，我來到雙廊。雙廊正在建設環湖排污管網，汽車被迫停在離古鎮三公里以外的臨時停車場，遊客只能依靠當地人的電瓶車前往。街道如被割開的血管，飛揚的塵土讓整個小鎮蒙上了一層灰。隨處可見類似於“洱海清，大理興”的環保標語，每家客棧、餐館門口都貼著告示：保護洱海，從我做起，主動歇業，敬請諒解。下方是手寫的客棧名字和日期。街上除了幾家當地人開的小吃店和一些小超市，所有的店鋪都門窗緊閉。很多衣服店、飾品店的玻璃窗上，都紅紙黑字地寫著打折信息：清倉處理，一件不留。

我沒有見到王燕。4月26日我到達大理時，環洱海客棧、餐館已正式停業半個月，近年蜂擁而至的很多客棧老闆已如候鳥般飛走。有些人回到大城市，重新過上朝九晚五的生活;有些人開始考察新的客棧選址，打算從大理遷居別處;更多的人對重新開業抱有謹慎的信心，但對“往何處去”這個命題產生了新的迷惘。

“往哪兒跑啊?這是現在非常困擾我的一個問題。”42歲的火剛說。2010年到雙廊開客棧之前，他在北京從事網際網路和金融行業。他單身，有車有房，過著“每個月都能來大理度假”的生活。後來想讓生活更自然一些，他辭職了，到雙廊開了一家海景客棧。周圍做金融的朋友們設了一個20萬的賭局，押他不出半年就會回北京。